吴航乡情

百年乡情 愈久弥醇

  文昌铺文公路70公里处,琉璃黄瓦的三门牌坊高大醒目,坊额石刻“宋氏祖居”。沿绿荫大道西行古路园村,这幢海南传统宅院被绿树果木相拥,吐翠飘香,掩映其中……

  海口长堤路,骑楼老街区。建筑拱门立柱,招牌黄底红字,具有标志性风格的大亚旅店屹立于此,细腻的老砖粉将建筑镀满了岁月的沧桑……

  一处处,一座座,一排排,历史建筑中的侨乡往事,或在闹市街区,或在幽深巷陌,牵引着沉积于心的华侨故事。

  82岁高龄的“侨二代”陈信章老人,常常走在骑楼老街的石板路上,数十年人生依着古道,守望着无言的背影。他的舅父、著名华侨、旅泰琼崖同乡会主席周铮,66年前与蚁美厚、司徒美堂、陈嘉庚等13位华侨代表,应邀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协商会议,共议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大事。舅父话语时常飘在陈信章的脑海:“一生有诸多憾事,惟不后悔的,是回到祖国之怀抱!”

  时光打磨了人的年华,但时光自己却从不曾老去。逾300万海南华侨,为故乡,在百年历史的进程中,曾用迷蒙的眼泪湿润远方的风景,如今,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大幕再启,指引我们,在百年乡团侨史中,寻梦……

  华侨领袖周铮晚年在给陈信章讲述漂泊海外的经年往事时,令他记忆尤深的是15岁时前往暹罗(今泰国)投靠姐姐、姐夫读书的事。

  “下南洋”与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,被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次移民潮。海南人“下南洋”的历史风潮,与国人的迁徙史紧密相连。

  近代之所以出现“下南洋”移民浪潮,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。中国文献记载,17世纪以来,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,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,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。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,而非洲奴隶贸易在18至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,西方殖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,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,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。就国内而言,闽粤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、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,“闽广人稠地狭,田园不足于耕,望海谋生”。鸦片战争前,“下南洋”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,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。

  晚清时期,清政府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,包括允许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,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,名为“契约华工”,俗称“卖猪仔”、“当苦力”。由此,“下南洋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,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

  第一阶段,是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,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,即苦力贸易阶段;第二阶段,是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,是“下南洋”的又一次高峰期。

  1860年代,在经历太平天国、两广洪兵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,东南地区满目疮痍,时值美洲发现金矿、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,各国纷纷设立招工公所,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。洋行、公所通过雇佣“客头”(猪仔头),将贫民诱至“猪仔馆”,签订契约,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,换取出洋旅费。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、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。

  数十年间,仅东南亚地区就有大约200万华工前往,主要集中于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。追溯海南的华侨迁徙史,海南师范大学侨史研究学者唐若玲梳理出更为细致的“路线图”,即在这一时期“下南洋”的海南华工约30万人,主要集中在琼山、文昌、琼海、万宁等地,从海南岛出发后,多是经香港中转,再到新加坡等地。唐若玲说,“文昌琼海等地居民,历史上也多是移民,这一块土地上的居民不是土著,比如文昌,多数移民来自福建,血液里流淌着一种闯的精神和劲头,敢想敢做,逐步影响带动。”

  而到了第二阶段,20世纪前期,中国国内兵连祸结,战火不断,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,除了传统的种植园、采矿业外,铁路、航运、金融、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,急需熟练劳工,这又使得包括海南在内的港口出洋的移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抗战、内战、环境原因等因素的影响,令第二阶段海南人“出洋”的人数出现了多次增减的波动。而今,旅居海外的海南人,达370万人,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,被称为“凡是有海水的地方,都有海南人。”

  正因为拥有了百余年漫长的“出洋史”,与海南华侨发展史几乎做到了“紧密契合”,甚至“呼吸相闻”,琼侨社团组织的兴起、发展、壮大的局面得以呈现,并走向高峰,成为了侨史中一段弥醇的往事。

  19世纪中叶,海南出洋人数大量增加,逐渐在越南、泰国、星马、印尼等地形成琼侨社会,开始创办起自己的社团组织。在学者吴华编著的《世界海南组织资料汇编》中,将海南社团分为了五类,一是地缘性的乡谊团体,比如神庙、会馆、公会、公所、同乡会、联谊会、联合会等;二是血源性的宗亲团体,各个姓氏公会、宗祠等;三是业缘性的工商团体,就是行业组织;四是慈善机构;五是兼有性的文体团体,包括俱乐部、剧社、业余体协等。

  梳理各类的琼侨社团历史脉络,不难发现,琼侨社团分布从东南亚地区发端,逐渐向世界各地扩散,形式多样,功能各异。

  在泰国,据《泰国海南会馆50周年纪念特刊》的统计,泰国现有海南族群组织共计103个,其中庙宇54个,乡团35个,宗亲会13个,商团1个。在这些会馆中,超过百年历史的就包括苏梅岛那屯埠海南公所(1876年)、琼州公所(1873年)、北汶浪琼州会馆(1860年)、普吉琼州会馆(1886年)等8家。而泰国海南会馆,是泰国海南同乡组织中最高的机构,是由原清末建的琼州公所、琼岛会所和战后组织的工商联合队协商统一后,于1946年2月组建的。在历届理事会各乡贤的领导下,海南会馆既承接和壮大了育民公学,还先后创办了幼稚园、医务所、金牛岭海南山庄、海南养老院、海南公祠、设立奖助学基金和互助会,为广大琼侨谋利益。

  泰国是海外海南人侨居最多的国家,除了以上地缘性组织以外,还先后成立了林氏宗亲会、云氏大宗祠、韩氏祖祠、冯氏祖祠、柯氏宗亲会等琼籍13姓宗亲组织。

  在马来西亚,1984年注册的华侨社团,包括商会等在内共计1894个,其中的琼侨社团有163个,如今,仍有104个海南同乡组织,是东南亚海南同乡组织最多的国家。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作为马来西亚各地海南会馆的总机构,最早于1933年创立时是设在新加坡的,在日本统治期间会务一度中断,1945年新马光复后才恢复会务活动。

  印尼也是出洋海南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之一,19世纪末已有海南会馆组织,据相关资料统计,在二次世界大战前,印尼的华人社团约有400个,日军占领印尼后,这些社团都停止了活动,直到1945年-1957年,印尼政府允许华人社团活动,华人社团才迅速发展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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